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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悉三国的人一定记得一场婚礼,那一天,江东百姓沉浸在一片喜悦中,男女老幼纷纷传递着这样一个的消息: 大汉皇叔刘备与江东之主孙权之妹缔结了婚姻。
(资料图片)
这是三国演义的故事里着墨最重的一场婚礼,刘备彼时已年近五旬,而吴侯之妹却正值豆蔻, 悬殊的年龄差背后,是孙刘两家同盟战略的政治目的在声声作响 。在手握北方统一的曹操势力威胁之下, 孙、刘两家试图用结盟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发展 ,壮大己方乱世里抗风险的能力,伺机寻求扩张。
这场婚礼,就是两方集团为进一步巩固同盟获取利益的手段, 婚姻的意义在此刻已完完全全仅剩政治目的 。
而纵观三国故事不难发现,与此类似的关于婚姻的故事还有很多,如:董卓向孙坚提出求亲遭到面斥,袁术欲让其子娶吕布之女,孙权为其子求娶关羽之女……
这样的故事在这一时期频频发生,足以说明两件事, 其一:豪族之间互结婚姻在当时已是极其普遍的社会常态,其二:婚姻已成为豪族互相拉拢、排除异己、向上攫取政治地位、向外谋求势力扩张的极其方便常用的政治手段。
而三国人物之间复杂的人脉关系网也证实了这一点,台面上各大氏族几乎都有姻亲往来,他们彼此交织,盘根错节,整个三国悍然就是一部庞大的家族内斗史。
由此可见,东汉末年豪族之间的联姻已达到了高度规模化政治化,这为后来魏晋门阀世家的形成埋下了种子。
豪族势力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棘手的痛点,而 豪族掌权的起点和成熟期,就是汉 。在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大炫光彩的过程里, “婚姻”在此期间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。
那么从汉的建立到灭亡,豪族的婚姻最初如何,后续又有哪些发展变化,最后又是如何扩大到成为时代记忆的呢?
根据史料可见,豪族在汉朝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由刘邦建国到西汉中期的外戚主导阶段,西汉中期到王莽篡汉的地方势力崛起阶段,东汉的地方豪族并起阶段, 在此期间,他们的婚姻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。
西汉早期成规模的豪族代表基本由外戚构成, 刘邦死后,吕后大权在握,她随即提拔了大批吕氏家族成员,甚至封诸吕为王,一时权倾朝野。
吕姓作为外戚能够成为直接触及朝野中枢的势力是有原因的。汉朝建立在对秦王朝的清算之上,刚刚平定的新生国家,首要矛盾是稳定朝局,避免前朝旧势力的反扑。
为了维护中央政权,汉朝初年对前朝旧贵族及地方豪强进行了一系列打压,将六国贵族迁出故地,实行严密监视,对地方上的豪商巨贾亦进行限制。 《史记·平淮书》记载道: “……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”
还选用酷吏对其违法行径,采取严酷的镇压。这些措施有力地削弱了地方豪族对中央统治的威胁,却也为外戚势力的崛起留下了可趁之机。
刘邦亡故,新上位的惠帝刘盈势孤,朝中急需人辅佐撑腰震慑群臣。为防百官作乱以及培植自己的势力,吕后在此期间除大封诸吕为王, 采取的另一个措施,就是与皇室进行了一系列联姻 。
据《汉书》记载: “惠帝即位,吕太后欲为重亲,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。”
此处的“公主”,指的是吕后与高祖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。 为巩固权力,吕后不惜把惠帝的亲外甥女指给他为妻。 此外,吕后还操持了少帝刘弘的选后,将吕氏宗族吕禄之女予他为后。
而自此之后直至东汉灭亡,豪族与皇帝的联姻一直传承了下来,皇后的位置成了豪族靠近中央政权极为便捷的途径 。从皇后背后的势力也可见当时朝堂的实际掌权者,如上官桀力促孙女成昭帝皇后,霍光小女霍成君后为宣帝第二任皇后,王莽掌权后立其女为平帝皇后,曹操杀伏皇后,另立其女为献帝第二任皇后……
除了掌控皇后位,另一个获取中央权力的婚姻途径是娶公主 ,如赵王张耳之子张敖娶鲁元公主,堂邑侯陈婴后代娶馆陶公主,曹参曾孙曹寿娶阳信公主。 女为皇后,男娶公主,外戚豪族通过联姻把家族与皇权捆绑在一起,成功实现了阶级跨越。
那么这些联姻对皇帝有好处吗?当然有的,豪族需要与中央集团建立起联系,以谋求自身权力的发展。 皇帝也需要豪族的支持,来达成巩固皇权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,一个有价值的外戚联姻甚至可以帮助皇子获得皇位 ,
如汉武帝刘彻,娶长公主刘嫖之女为第一任皇后。 长公主在刘彻身为胶东王时,曾多次在景帝面前进言,暗中助力他成为太子。最终太子刘荣被废,刘彻顺利登位,这桩婚姻为汉家最有作为的皇帝上场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不难看出, 在汉初打压地方豪族的大趋势下,皇权与外戚豪族在某些政治层面达成一致 ,皇权靠外戚来坐稳江山,外戚靠皇权来发展壮大。 在这彼此需要的过程里,婚姻就是沟通起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与豪族显贵联姻虽是汉初皇室常态,但也并非全部。 如汉武帝的母亲王娡王美人出身并不算显赫,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仅是平阳公主的一位歌女,汉宣帝与其出身民间的首任皇后许平君,更是留下了“故剑情深”的佳话。
这说明,汉初的豪族势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规模,婚姻虽已初具后面凝聚利益共同体的政治用途,但仍保有一定的自由度尚未完全固化。 而这一点在西汉发展到中期时,逐渐开始有了改变……
西汉通过早年一系列对外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及对地方豪族的约束,政权得以稳固。 到了昭宣时期,发展经济开始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 。对此,汉政府除轻徭薄赋外,一大措施就是改变武帝对商贾的严厉打压,如废除了酒类专营,在恢复经济的同时,也给地方财富的积累留下了机会,
这是地方豪强崛起的一个伏笔,与后世的科举制不同, 汉代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制 ,举“孝廉”的初衷虽是为国家选拔孝悌清廉的人才。 但它以“举荐”为主要选拔标准的机制,注定在流程上就给裙带关系和门路留下了巨大的可操作空间。 只要关系够硬,官位就可以任由操纵。
汉朝重“孝”, 因此地方豪族需要尽可能在人脉关系领域,不断蚕食获取高地。 那么为家族地位,在地域范围与当地名门结成婚姻同盟,就是极为便捷的手段。
地方豪族手握财富,他们只需不断攻占位置,占领位置,这些位置就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利益。 察举制的先天不足,使得其后期完全沦为地方豪族的上位阶梯成了一个必然结果 。而那些名为“门当户对”,实则为巩固家族利益的一桩桩写满了算计的婚姻,也渐渐取代了个人意愿,成为了时代主流。
地方如此,中央亦然。处于中央权力集团的大臣们,除与皇室联姻外,与同期权重大臣们的联姻也成为了其重要选项。 这一趋势首见于武帝重臣霍光,他与同为托孤大臣的上官桀、金日磾都达成了姻亲往来,霍氏亲族因此遍布朝野,权倾一时。
上有中央大臣联姻通好,下有地方豪族相互拉拢,尽管出于森严的等级门槛上下很难相通,但豪族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。 西汉王朝的皇权逐步旁落,终于被王莽篡位,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朝代——新朝。
虽然新朝仅昙花一现,就迅速被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所推翻, 但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比之西汉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,地方豪族扩张进入了巅峰。 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上,甚至在军事上,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的三国乱世,并最终开启了后来的魏晋门阀天下。
东汉豪族势力的壮大与其自身的建立息息相关,因为东汉能够最终得以创建,便是在南阳郡及各地豪族的支持之上。 在此期间,联姻起到重要了作用,刘秀通过迎娶真定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得到了政治支援,部分豪族归附,刘秀的势力因而逐步壮大,为推翻王莽的乱政攒下了资本。
归根究底,东汉本身就是一个在地方豪族簇拥下,建立起来的政权,因此这一时期的地方豪族势力发展到空前。 出现了“四世三公”,以弘农杨氏、汝南袁氏为代表,在中央层面,对皇后的选择也日趋狭隘,皇后仅在几个家族中选拔,如南阳阴氏、扶风窦氏、南阳邓氏等。
没有世家门路,皇家的门槛已是高不可攀,中华大地,成了世家交错的棋盘。 比如,江东地区豪族有徐、顾、陆、张四姓,通过互婚构成了江东豪族利益集团。再比如荆州蔡氏,蔡瑁之姑母嫁太尉张温,长姐嫁南阳黄承彦,二姐为荆州刘表之妻。
这些世家通过联姻,将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拓展。 至东汉末代献帝时皇室幽微,民间纷争四起, 这时候的地方豪族在姻亲势力加持下,退可谋求自保,进可角逐天下,婚姻便是他们乱世里求取生存与下注的资本 。
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始时的一桩桩求亲小故事,而像这样的联姻事迹遍布于三国各处,如蜀汉后主刘禅娶张飞之女为皇后,将公主嫁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,东吴孙权将兄长孙策之女嫁给陆逊,周瑜之子娶公主,女儿则嫁给吴国太子孙登……
无论在家族规模、等级、选取方向上,东汉末的豪族婚姻,都已开始呈现两晋时期世家门阀的特征。 婚姻逐渐与两晋名存实亡的选官制定一样,成为阶级日益固化的士族子弟挥霍特权的借口罢了。
以上便是两汉时期豪族婚姻变化的始末,它伴随着豪族自身力量发展的起伏,大体呈现出了 一个制度上由无序到有序,范围上由中央到地方,影响力由点到片,由弱到强的过程 ,这与两汉豪族势力的发展过程相一致。今日读着这些豪族们的婚嫁史,我们仍能品出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余味。
比如,西汉中后期对出身、门第的看重,与儒学逐渐成为汉朝统治思想有关。汉朝自武帝起, 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 ,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指导思路自此逐渐成型。
《礼记·昏义》有云: “昏礼者,将合二姓之好,上以事宗庙,而下以继后世也。”
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最小单位,在推崇家国一体的儒家体系中是深受重视的。 从国家统治角度看,儒家最核心的概念是“尊卑”,万事万物都讲究个尊卑,“孝”与“忠”无不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概念。
儒家的婚姻观思路亦一脉相承,要遵循礼法,那么“门当户对”,身份地位相匹配就是合乎礼法的最佳抉择,所谓上不违天理下不愧祖宗。另外,汉初以“孝”治天下,故各宗族之长权衡各方利弊,选取家世门第相当的对象作为联姻目标,是完全合乎礼制纲常的。 在此期间,被联姻的儿女们几乎不存在发言的机会,婚姻的意义近乎于一道只能服从的政治公文。
再比如, 豪族之间也有不成文的通婚与不通婚原则 ,除了前文提过的中央与地方豪族通常不建立婚姻联系,根据朝臣不同的性质,代表士大夫集团的清流党往往也不屑与外戚为伍,因此形成了各自的婚姻小势力。在地方上,同一地理区域的大姓多选择当地的大户进行联姻,汉末著名的大姓世家多诞生如此。
时代远去,后人再看两汉豪族的婚姻嫁娶,恐难评诉其中的喜乐哀愁,那是身不由己的时代, 喜宴上被簇拥的一对对新人,宛如权力祭坛上滴血的祭品。 如上官皇后出嫁的时候,仅仅只有6岁。
至于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豪族婚嫁故事,到了西汉中后期便罕有流传,但我们仍能从富家才女卓文君与贫困小子司马相如的相遇中,感受到一星古老的浪漫。
历史的尘埃里,总会有一些人是无憾的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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